文 | 徐 来
编 辑 | 徐 来
《——·前言·——》
1942年7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，毛主席明确表示：“过去四方面军的干部，除了何畏以外，基本都是好干部。经过六年的考验，证明他们都是可靠的。”
到了1944年4月，毛主席在西北高级干部会议上，再次提及何畏时，语气更为严厉：“张国焘这个人，已经是不可救药了。我们也曾试图挽回他，一直到他离开政治局委员的位置那一天……那次会议，我们团结了绝大多数人，除了张国焘、何畏、朱德崇这三两个人之外。”
展开剩余84%（朱德崇曾任四方面军红91师师长，1939年因贪污叛变，后来被军统华北站收编，任职站长。）
那么，何畏究竟是谁？他经历了怎样的人生，才会让毛主席多次点名批评，把他作为反面教材？
何畏，1900年出生于海南。早年他积极投身革命，曾加入马来西亚共产党，参与反对英、荷殖民统治的斗争，结果被迫流亡出境。回国后，他考入厦门大学，随后被派往香港工作。期间，他积极参加支持五卅运动的香港大罢工。
1926年，何畏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，毕业后参加广州起义。起义失败后，他奉命前往越南，与越南共产党联合抗击法国殖民军。之后他回到广西，参与了百色起义，并在红7军中担任连长、营长等职务。
1930年，红7军奉命离开广西，转战中央苏区，抵达后编入红3军团。1932年，何畏被中央派遣到四方面军工作，积极参加鄂豫皖抗击国民党“围剿”、西征战役以及抵抗三路、六路围攻等多场重大战役。
1933年，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成功抵御三路围攻，部队人数迅速增长至四万余人。为加强战斗力，四方面军进行大规模整编。之前隶属的4个师，分别扩编为4个军，分别是4军、9军、30军、31军，军长则由王宏坤（开国上将）、何畏、余天云（1911-1936）和王树声（开国大将）担任。
何畏成为“四大军长”之一，红9军政委是詹才芳（开国中将），许世友担任副军长兼25师师长（开国上将），政治部主任为王新亭（开国上将）。这时期，可以说是何畏军旅生涯的巅峰阶段。
回顾何畏早年的经历，堪称波澜壮阔：他从海南漂泊到马来西亚，再辗转香港，经历厦门大学、黄埔军校，从广州起义到百色起义，从越南抗战到广西革命军队，最后成为红四方面军重要军长。他在三十三年的人生里，积累了极为丰富而复杂的经历。
鲜为人知的是，1935年6月12日的懋功会师，很多历史资料只提及李先念同志率领的88师与一方面军会师，却少有人提及何畏所率领的红9军25师同样作为先头部队参与了会师。
两支主力部队会师后，为了统一指挥体制，加强双方军队的团结，7月18日，军委对两军组织结构进行了调整。原一方面军的红一、三、五、九军团改编为一、三、五、三十二军，四方面军的番号保持不变。
在这次调整中，何畏离开了红9军军长的职位（由孙玉清接替），调任新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担任政委。
但到了8月初的沙窝会议，陈昌浩、周纯全被增补为政治局委员，徐向前成为中央委员，何畏与李先念、傅钟则被增补为中央候补委员。这表明何畏在四方面军中的地位依旧举足轻重。
据《杨尚昆回忆录》记载，这次增补最初是由张国焘提出，他要求将四方面军的9名领导全部增补为政治局委员，但中央只同意2人为政治局委员，3人为中央委员，3人为中央候补委员。
此时张国焘与中央的分歧已十分严重，而何畏坚定站在张国焘一方。有史料记载，1935年8月7日，陈昌浩曾建议张闻天劝说毛主席、周恩来同意军队南下，张闻天未同意，何畏竟当场怒吼：“你算什么总负责人？我看你像个汉献帝！”——这显示何畏清楚张闻天当时的总负责身份。
后来，中央领导一、三军团单独北上时，何畏与李特（红军大学政委与教育长）都主张派兵尾随追击，这两次事件成为他军旅生涯中的污点。
何畏的这些行为，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与张国焘的密切关系。红9军成立时，正是张国焘亲自任命何畏为军长。后来在强渡嘉陵江战役关键时刻，徐向前未支持张国焘计划，张国焘一度命何畏接替徐向前总指挥。
据张国焘警卫员何福圣回忆，进入陕北后，张国焘还曾送烟给何畏，两人关系依然密切。
1937年3月政治局扩大会议，贺龙曾公开批评何畏：“我在军阀部队待了几十年，也没见过这么乱弹琴的工人，你得老实承认错误。”
毛主席虽然批评何畏，但也肯定了他的进步：“今天国焘、何畏、纯全的进步，是值得欢迎的。”
何畏当时也承认错误：“我诚恳地承认过去的严重错误，坚决改正，希望同志们帮助。”
然而仅一个月后，1937年4月19日深夜，何畏携警卫员秘密离开延安，这显然与张国焘的叛逃有关。张国焘于4月4日祭拜黄帝陵后，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一起离开。
关于何畏的结局，历史上有三种流传版本：
1. 何畏离开延安后赴西安，加入国民党，在中统任专员，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被捕并判处枪决。
2. 何畏在中统工作不顺，潜心钻研农学，后来成为金陵大学农经系讲师，渡江战役前投江自尽。
3. 何畏未自尽，回海南老家务农，1960年因误食煮熟蟾蜍中毒身亡，终年60岁。据说其葬礼上，村里不少人前来送葬，因为他返乡后曾做义务教师，留下了较好口碑。
这三种说法虽有差异，但都表明何畏面对批评时，处理方式过激且错误，最终导致个人悲剧，也让这位红军名将从历史舞台隐没。
毛主席在批评何畏时，也曾鼓励过他：“国焘、何畏、纯全的进步，值得欢迎。”
相比之下，周纯全因虚心改错，接受批评，最终成为志愿军后勤部政委、总后第一副部长，1955年授开国上将军衔。若何畏未误入歧途，1955年或许也能成为中将或更高军衔。
然而历史无“如果”，个人错误终须个人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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